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不仅体现了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也强调了社会成员之间在享有发展成果方面的平等与均衡。然而，当前中国在收入分配领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全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城乡差距突出等因素都制约了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医保制度的互助性与共济性能够有效地调节医疗资源，释放收入再分配功能，进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当前，中国虽已构建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为全民提供了基础性的医疗保障，但在保障力度、报销比例、医疗服务利用等层面，城乡间依然存在显著差距。城市居民通常能享受到更优越的医疗保障服务，相比之下，农村居民则常面临医疗资源匮乏、报销比例相对较低等困难。这种城乡医保待遇的非均衡状态加深了城乡医疗体系发展的鸿沟，也进一步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城乡医保统筹显得尤为重要。

在国家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发展的背景下，多个城市开始积极探索城乡医保统筹试点模式。尽管政策当时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广，但各地的初步尝试为后期的制度整合奠定了基础。2016 年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新农合与城居保将“二保合一”合并为城乡居民医保，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现一体化，遵循“待遇就高不就低，目录就宽不就窄”的整合原则，惠及广大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医保待遇，提升了农村与低收入家庭在应对重疾冲击时的经济能力，缓解其陷入因病致贫、返贫的风险，充分发挥了制度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因此，本文深入探讨了城乡医保统筹政策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内在联系。具体而言，从医保制度的互助共济性出发，系统分析政策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梳理其作用机理的逻辑路径，最终基于理论推导和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优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医保制度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研究

以往的研究证实了医保制度在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显著效果 ( 刘娜和吴翼，2018) 。Small ＆ Glenn(1968) 以瑞典为例分析医保制度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并以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结果显示医保制度在降低居民基尼系数方面的作用高达 80% 以上，李永友和郑春荣 (2016) 的研究发现新医改后家庭间的基尼系数降低了 5—7 个百分点，徐强和叶浣儿(2016) 发现新农合促使农民的基尼系数下降了 3 个百分点。Spadaro et al．(2012) 的研究指出，西班牙的公共医疗补助政策对缓解贫困状况成效显著。

学者们分析了医保制度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 第一是通过缩小居民的健康差距，将收入在健康群体与患病群体之间转移 (Breyer ＆ Haufler，2000) 。健康差距不仅与收入差距存在关联性，还可能进一步引致收入差距 ( Baeten et al．，2013) 。例如，Bidani & Ravallion (1997) 的研究发现低收入人群的健康水平也相对滞后，其中的缘由可能是健康水平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对获取更多货币收入具有直接决定作用 ( 冯科和吴婕妤，2020) ，因此落实医保制度能够有效缓解因个人健康人力资本存在差异而引发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 于新亮等，2020) 。第二是通过促进医疗服务利用水平增强了受益公平性。例如，Saksena et al．(2011) 的研究发现互助健康保险(MHI) 极大地增强了民众获取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未受 MHI 覆盖的家庭遭遇灾难性医疗支出的概率是参保家庭的近四倍。第三是降低医疗支出费用，对低收入群体形成直接补偿。例如，张广科和郑子媛 (2023) 发现参保有效降低了个体的相对贫困脆弱性，也降低了他们在慢性病方面的自付比例与医疗负担 (章蓉和李放，2021) ，Yip ＆ Berman (2001) 的研究发现面向学生的健康保险计划显著降低了学生在医疗方面的自付费用。

（二）质疑医保制度公平性的观点

但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医保制度存在“利富”倾向，直接导致了逆向再分配。具体表现为低收入群体的财富向高收入群体逆向流动 (Mahapatro et al．，2018) ，以及医疗服务利用多倾向于高收入群体 (Chaudhuri & Roy，2008) ，扩大了医疗服务利用不公平。姚瑶等 (2014) 研究发现我国享有医保的城乡居民在获取医疗服务利用方面同样存在不公平现象，农村居民在就医过程中可能受到非必要医疗服务的诱导，增加了不必要的医疗支出。此外，低收入群体不仅面临较高的自付费用 (Musgrove et al．，2002) ，其从医保制度中获得的偿付金额也显著低于高收入群体 (Pannarunothai & Mills，1997) ，这些现象都加大了低收入群体的参保劣势，削弱了他们的参保积极性。

（三）城乡医保制度效果的相关研究及研究述评

部分学者对城乡医保的制度效果也提出了质疑，尽管制度设计为居民提供了更广泛的医疗服务选择，但深层次的不均衡现象依然存在，整合后的医保体系在完善筹资与支付机制方面仍存在问题，过高的自付比例削弱了制度对于经济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使贫困人群难以充分享受到医保制度带来的实惠。但更多学者对制度呈积极态度，如周坚等 (2019) 分析得出，城乡医保制度降低了农村老年人因收入不足和健康问题而陷入贫困的风险，并提升了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水平，尤其是农村居民的门诊就医频率相应得到提升 (马超等，2016) 。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医保制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广泛探讨，但仍存在部分不足 : 第一，现有研究评估制度效果时多采用基尼系数、贫困发生率等指标，尽管这些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收入分配状况，但难以捕捉到制度对个体、家庭等微观层面的差异化影响，如对不同收入阶层与不同健康状况人群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第二，对制度成效的作用渠道分析较为单一，或是从健康、医疗服务利用渠道论述，或是从医疗支出负担、降低贫困脆弱等角度分析，缺乏综合性探讨。第三，多数文献未对制度进行细分和横比研究。实施统筹政策前，新农合与城居保制度在保障水平、报销比例、覆盖范围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在统筹后能否得到缩减、制度效果如何，通过横比显现，尚未能全面揭示。

鉴于上述不足，本文的边际贡献之处可能在于 : 第一，探讨统筹对不同健康状况、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实施效果，以观察政策是否具备帮扶弱势群体的效果。第二，构建了“促健防贫”和“普惠城乡”的双重路径，为制度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第三，针对城乡医保待遇的公平性，细分了不同医保制度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能够更直观、细致地探索城乡医保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第四，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系统捕捉城乡医保统筹的动态效应，以识别政策随年限变化的长期动态效果。

三、理论基础

（一）政策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影响

收入不平等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本文以 CFPS 数据为例，计算出 2010—2022 年的不平等指数判断收入不平等在全国范围内的变化趋势。 图 1 显示，2016—2018 年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幅降低，但 2018 年后有所反弹，显现出持续关注与优化收入分配的重要意义。

基于前文对收入不平等变化趋势的分析，本文进一步关注到城乡医保统筹这一政策。该政策致力于整合城乡居民医保资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以实现城乡居民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公平性和平等性。从微观视角来看 : 一方面政策通过提供报销补贴、改善居民健康，不仅给予参保者经济支持，形成了直接的转移支付，还可以通过增强健康人力资本效能，间接促进居民收入增加，有利于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产生差异化效果，形成收入在患病群体与健康群体的转化 (张鑫和石龙，2024) 、转移支付在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的转化 ; 另一方面，医疗支出尤其是大额支出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承受能力，而制度能够通过降低个体自付医疗费用比例，特别是对农村低收入及弱势群体而言，有效降低了其经济压力，并减缓因病致贫与返贫的风险。

从宏观视角来看 : 一方面，政策通过个人与政府共同缴费的方式筹集资金，而政府财政资金更多来源于高收入群体，同时向低收入群体进行缴费补贴，由此形成补贴收入在高低收入群体之间转移 ; 另一方面，医保统筹在政策层面确保了城乡居民医保待遇公平，覆盖范围上打破了城乡户籍限制，待遇方面保证城乡居民获得相同报销比例，目录方面统一了药品与医疗项目，定点管理方面将城居保与新农合的医保定点机构整体纳入统筹医保范围，基金管理方面建立统一城乡医保基金并纳入财政专户。 由此看来，无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城乡医保统筹政策推动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缩小不同群体的医保待遇差距，发挥制度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统筹政策有效缩小了居民收入差距。

（二）政策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机制研究

1.强化收入效能 : 提供待遇偿付、驱动健康提升

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水平的提升对于延长劳动参与时间、提升工作效率以及拓宽收入来源具有关键作用，但应关注到不同收入群体可能存在健康差距。不同收入阶层间的健康资本分配呈现显著异质性 : 高收入群体凭借经济优势能获取更多样、完善的医疗服务，如通过预防性医疗、康复管理维持较高的健康水平 ; 而低收入群体在健康风险冲击下，常因经济负担的限制难以获得同等医疗服务，导致健康水平相对低下。这种健康差距可能通过劳动参与和人力资本折旧差异，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城乡医保统筹通过其互助共济的特性，有效提升了低收入群体和患病群体对医疗服务的利用率、增进了全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健康福祉，显著缩小了不同收入群体的健康差距，进而调节了收入在患病群体与健康群体间的流动，增加了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实现了制度的收入效能。

医保待遇提高对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第一，从健康人力资本效能的增强程度来看，医疗保障强化首先突破了经济约束对医疗服务的限制，使低收入群体能够获得与支付能力相匹配的医疗救治。患病时，他们能够及时就医从而减轻病症对身体的损害、降低劳动力损耗。 以慢性疾病管理为例，过去因经济条件限制，低收入群体可能无法定期进行体检和治疗，导致病情延误、劳动能力下降，而医保待遇提高后，免费健康筛查与慢性病药物保障形成了双重支持，使其能够保持较好的身体状态。 由此看来，健康水平的提升直接延长了他们的劳动参与时间，原本因疾病无法工作的低收入者得以重返岗位，劳动时间与效率增加，使他们在相同时间内创造更多价值，从而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

第二，在就业机会拓展方面，医保待遇提升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医疗保障成为企业吸引劳动力的关键要素，尤其对低收入群体而言，医保福利的完备性直接影响其就业选择倾向。方迎风和周世宏 (2025) 的研究发现医保统筹显著促进了非农就业从而提高收入水平 ; 另一方面，统筹也降低了低收入群体因病失业的风险，使他们能够更加稳定地从事工作、维持就业状态。陈浩和董诗蕊 (2024) 的研究发现城乡医保整合显著提升了灵活就业者的劳动参与率。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员工因病缺勤或离职会增加招聘和培训成本，而医保待遇提高有效降低了该成本，这种成本节约转化为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动能，形成“医保待遇提升—成本下降—岗位扩容”的良性循环，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升收入水平。

2.兜底防贫保障 : 减缓大病负担，降低贫困脆弱

大额医疗支出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疾病来袭时医疗费用往往成为低收入群体的致贫性支出，弱势群体由于支付能力有限，时常面临有病不治、大病小医的困境，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在贫困家庭中往往形成雪上加霜的境况。医保统筹通过优化费用分担机制，有效降低居民医疗自付比例，并缓解了因病致贫返贫的风险。对于低收入或弱势群体来说，制度实现了兜底保障，成为他们抵御大病风险的“安全网”，降低了贫困脆弱性。其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医保待遇提升优化了医疗费用的成本分担结构。对弱势群体而言，医保待遇较低时期，患者需承担较高比例医疗费用，即使是普通疾病也可能造成经济压力。待遇提升后报销比例大幅提高，患者自付比例显著下降，此举能够减轻支付压力、发挥减贫作用 (高树棠和陶玉玲，2024) 。第二是减少因病致贫、返贫风险。在医保待遇较低时，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可能导致家庭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一些家庭可能会因为一场大病陷入贫困陷阱。医保制度通过分担医疗支出，使弱势群体面对重疾医疗开支时获得相对较高的待遇补偿，并且剩余可支配收入还可维持基本生活需求。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 2 : 统筹政策通过促健防贫机制，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3.深化医保普惠效应 : 推动城乡医保待遇均等化

城乡医保统筹政策的核心概念是整合原有的城居保和新农合形成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打破了城乡户籍壁垒，通过统一管理医保报销比例与药品目录，实现城乡居民在医保待遇方面的公平，同时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质量，推动城乡居民医疗服务利用平等化，确保城乡居民在参保机会上的平等，并且在医保待遇方面向农村居民倾斜。 因此表 1 中比较了居民参保新农合、城居保与城乡医保后，分别在医疗支出后的收入( 以年为单位计算) 与自付比重情况，并以家庭收入分位数进行分类，其中 1—4 分别对应最低 25%、中下 25%、中上 25%、最高 25% 的收入水平。 以此观察制度是否在待遇偿付方面惠及农村居民，从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观察表 1 发现，尽管新农合参保者支出后的收入均值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但整体金额较低。自付比重在中下 25% 分组中最高，并且新农合参保者整体医疗负担较重，在不同收入水平上都需承担相对较高的医疗费用自付比例；城居保参保者中，最低 25% 群体的自付比重最高；与新农合、城居保相比较，城乡医保参保者的支出后收入均值整体较高，并且最低 25% 分组所承担的自付比重(81.834%) 相比新农合(83.748%)与城居保(87.766%) 是最低的，表明在城乡医保的参保群体可能获得了相对较好的医保待遇，反映出制度的水平公平性。

因此，本文进一步得出新农合在给付待遇上整体低于城乡医保的结论。这可能是由于新农合对于参保者提供的经济保障力度相对有限，尤其是对低收入群体的给付待遇水平未能有效提升他们的收入水平。除此之外，新农合参保群体在不同收入水平上均需要承担相对较高的医疗费用自付比例。这些现象反映出新农合在减轻农村居民医疗负担方面的不足。而城乡医保无论是给付待遇还是自付比重情况，均比新农合的保障力度强，并且参与城乡医保的农村居民占据了绝大多数，表明城乡医保有效为农村群体提供了更高的报销比例，减轻了医疗负担。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

假设 3 : 统筹政策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给付待遇，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待遇给付差距，最终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置

1.基准回归模型

为分析城乡医保统筹政策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 Gap_st表示第t年县城s的居民收入差距情况；DID_it为第t年县所属i城市是否参与了城乡医保改革，若参与则为1，否则为0；Z_st为影响收入差距的县级层面的宏观控制变量；δ_t 与μ_i 分别表示年份与地区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扰动项。

2.机制检验模型

针对假设2与假设3，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式中M_fst表示机制变量，代表第t年 s 县家庭f的被解释变量，包括慢性病防治、基层诊疗、健康水平、医疗水平满意度、支出后收入、医保偿付、大病负担与自付比重八个机制变量。Z_fst 为家庭层面的微观控制变量。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收入差距 (Gap) 与相对剥夺指数 (RD)

考虑到县级指标对居民个体影响更加接近，能够更为准确、真实度量居民收入差距，本文选取了县级层面的基尼系数与相对剥夺指数作为度量收入差距的变量。选择基尼系数作为不平等程度的量化工具，主要基于两点考虑：第一，作为国际上较为常用的测度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便于与过往研究进行直接对比; 第二，其值域限定在0至1之间，有助于规避异常值干扰。除基尼系数外，文中还使用了县级层面的相对剥夺指数刻画收入差距。根据 Kakwani(1984) 的相对剥夺指数测量方法，首先设定某一县域Z，居民样本数量为n，将县域Z内所有居民的收入数据按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列，形成收入序列Z = {Z₁，Z₂，Z₃，… , Z_n } ，在此基础上，定义微观个体Z_i的收入剥夺程度RD为：

其中 μ_z 是群组Z中居民收入的均值，n⁺_zi是个体居民收入超过Z_i 的具体数量，μ⁺_zi是个体居民收入超过Z_i 的均值，γ⁺_zi是居民收入超过Z_i的样本量占总体样本的比重。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城乡医保统筹政策的渐进式改革。2008年已有地级市开始进行统筹试点，至2016年已有93个地级市实施了统筹医保制度 (洪灏琪和宁满秀，2020) 。本文根据中国各地区相关职能部门发布的正式改革方案认城乡医保改革的地级市，结合CFPS地级市数据并手工整理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韩文龙等 (2024) 的研究，使用县级层面的宏观变量，包括县级层面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Gdp) 、城镇化率(Urban)、环境保护情况 (Environment) 、住房情况 (Live) 、社会保障水平 (Social) 、就业率 (Work) 、社会消费水平 (Con) 与地区变量 (Area) 。其中Gdp 通过县级层面的人均 Gdp取对数得到，其指标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直观揭示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Urban取值为城镇人口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体 现 了 城 市 化进程的推进情况和人口结构的变化。Environment、Live、Social分别代表居民所处环境、住房情况与社会保障水平的分数均值，分值越高代表水平越高，这些指标与居民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侧面反映社会发展程度。Work通过城乡就业人口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得出，该指标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对评估居民收入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高就业率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活跃程度高以及居民就业的稳定性。Con取值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Gdp的比值，刻画居民整体的消费能力，Area为地区虚拟变量，据县所属省份进行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

4.机制变量

本文依据现有文献及相关理论对机制变量进行了选取，最终设置了慢性病防治 (Disease) 、基层诊疗 (Healthcare) 、健康水平 (Health) 、医疗水平满意度 (Assessment) 、支出后收入 (Income) 、医保偿付 (Payment) 、大病负担 (Burden) 与自付比重 (Ratio) 八个机制变量，前六个变量刻画健康提升与报销偿付，后两个变量刻画制度的兜底扶贫效果。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0—2022 年中国149个县级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城乡医保统筹政策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数据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其中CFPS 数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ISSS) 负责执行，样本覆盖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青海、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南及港澳台的 25个省市及自治区，并持续追踪个体、家庭及社区三个层面的数据，涵盖经济活动、教育成效、家庭结构与动态、人口流动、健康状况等多个领域，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跟踪调查项目。本文剔除了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保留县级层面样本共1043个、个体样本共27 783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表3为城乡医保统筹政策对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 —列 (3) 被解释变量表示县级层面基尼系数，列(4) —列(6) 被解释变量为县级层面相对剥夺指数，其中列(1)与列(4)未加入控制变量，列(2)与列(5) 未控制双向固定效应，列(3)与列(6)为加入控制变量且控制双向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由表3可知，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城乡医保统筹政策对缩小收入差距均在1% 水平上表现出显著影响，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控制变量的结果证实了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差距。

（二）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

以往关于医保制度的文献研究中，多选择“地区参保率”作为工具变量(范绍丰，2023) 。地区参保率主要反映的是当地居民参与医保的普遍程度，而个体选择参保的可能性容易受到政策推广程度和实施力度的影响，因此该变量能够满足与城乡医保统筹政策的高度关联性，并且其与收入差距的直接因果联系是较弱的，即地区参保率的增减不能直接影响地区的收入差距情况，符合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要求。本文将地区参保率作为第一个工具变量。此外还应考虑到，地区参保率可能受到前期政策惯性的影响，为增强工具变量的解释力，本文引入关于改革实施进程的因素以精准识别医保统筹的动态影响，将地区参保率与当年是否实施了医保改革进行交乘，作为第二个工具变量。表4显示加入工具变量后医保改革对收入差距仍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2.平行趋势检验

基于城乡医保统筹政策的渐进式改革特征，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event study) 研究政策的动态效应。考虑到政策在2016年进行全国推广，本文将基期设置为2016年。基于图2可以发现，2010—2016年期间的处理组与控制组均没有显著异于0，支持了事前平行趋势。短期影响方面，2016年当年并未明显受到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尽管政策在当年进行全面推广，然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一方面，政策从出台到产生实际效果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另一方面，政策宣传普及的力度可能尚未达到理想水平，导致居民对政策的了解和接受程度有限。此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还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如地方配套资金的落实不够完善、医疗资源的调配不充分等。这些因素使政策在实施初期的影响并不强烈，难以迅速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但随时间推移，政策逐渐显现出逐渐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趋势，反映了长期内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积极影响，支持了基准回归的结论是可靠的。

3.安慰剂检验

为了深入探讨城乡医保统筹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本文随机选取了试点城市构造“伪处理组”，随机生成“伪政策时点”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图3展示了 1000 次重复抽样后的结果，系数估计值分布在零附近，可以确定改革并未受到其他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意味着所观察到的政策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城乡医保统筹政策所引起的，并非随机与偶然因素所致，支持了政策效果的影响力。

4.其他稳健性检验

表5汇报了其他稳健性检验的方法。在列(1)与列(2)中，本文使用了半径匹配与核匹配方法，在列(3) 中剔除了 2020年 (爆发新冠疫情特殊年份，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列(4)替换了县级层面的泰尔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列(5)将样本期范围缩减为 2014—2022年，观察政策实施后是否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保持一致，若依旧保持显著则表明政策是有效的。表5说明统筹政策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结果是稳健的。

六、城乡医保统筹政策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机制识别检验

（一）政策在促健防贫方面的探讨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城乡医保统筹政策能够通过发挥制度效能，实现驱动健康提升与兜底防贫保障，从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为验证本文的假设2，表6和表7 中汇报了分析结果。观察表6可以发现，列(1) 和列(2) 表明城乡医保制度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针对慢性病防治具有积极影响，并显著提升了参保群体的健康水平，体现制度在健康管理中的重要意义，证实了制度对于改善居民健康状况的积极作用。在提升医疗服务利用水平方面，列(3)显示制度积极推动了基层诊疗，列(4) 表明居民对医疗机构的评价也显著提升。其中原因可能是制度通过优化医疗资源分配，鼓励居民在基层医疗机构接受诊疗服务，从而缓解了大型医疗机构的压力，提高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此外，列 (5)与列(6)显现出政策还显著提高了参保人群在医疗支出后的收入和偿付水平，通过减轻医疗负担，保障了参保人群的经济安全和生活质量。综上所述，机制检验结果充分证明了制度在提升健康水平、医疗服务利用以及医保待遇偿付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居民健康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增加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收入水平。对于原本因健康问题而收入受限的群体，政策带来的健康改善可能直接转化为收入的增长。医疗支出后收入和偿付水平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医疗服务利用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基层诊疗的推动，降低了居民获取医疗服务的成本，减少了因看病难、看病贵导致的经济损失。 因此，制度在促健防贫方面发挥的积极效果，有利于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表7显示，城乡医保制度对于兜底扶贫具备显著效果，列 (1) 证实了制度有助于减轻参保群体因大病而产生的经济负担，充分体现制度在风险分担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列 (2) 表示制度减少了居民在就医过程中实际需要自行承担的费用比重，这些举措有助于打破因病致贫的恶性循环，减轻家庭贫困状况，降低个体或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因此，制度通过上述渠道，降低了居民因医疗费用支出过大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使低收入群体能够更好地维持正常的生活和收入水平，从而缩小了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政策在普惠城乡方面的探讨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3，本文考虑划分城乡视角进行分析，分别在表8和表9 中保留个体收入在最低收入25%水平、个体为重疾病患的样本进行回归，以便更好地筛选出因病致贫群体。收入水平处于底层的群体，若罹患重病则很有可能回到贫困阶层之中。而分城乡考虑的目的是分析制度是否更好惠及了农村低收入群体，并添加新农合、城居保进行比较。表8的回归结果说明了新农合与城居保增加了这部分弱势群体的大病负担，这可能是由于新农合在报销比例、保障范围远不如城乡医保，并且新农合主要面向农村居民，其资金筹集水平和保障能力相对有限，参保人在面临大病时仍需承担较高的医疗费用，甚至加剧了医疗费用的上涨 ; 而城居保的参保群体主要是城市中未参加工作的居民 ( 如学生、老年人、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 ，这部分群体通常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或收入较低，在面对重疾冲击时往往更加脆弱，造成了医疗负担不降反升的现象。

在城乡医保整合后，个体承受的大病负担均显著下降，这表明整合后的医保制度在降低因病致贫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从收入差距视角来看，新农合和城居保对低收入群体大病负担的增加，进一步加大了群体间收入差距。城乡医保整合后，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大病负担减轻，使他们能更好应对重疾带来的经济冲击，稳定收入水平，从而缩小了群体间收入差距。

表9分析了不同医保制度对重疾患者的医保待遇支付情况。可以看出，新农合和城居保对重疾患者的医保待遇支付都不够理想，相比之下，城乡医保制度下重疾患者的支出后收入与医保偿付均显著增加，有利于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因重疾导致的收入损失从而缩小收入差距。综上所述，城乡医保兼具水平公平与垂直公平，其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提供的保障待遇是公平的，并且考虑了参保人经济状况与疾病风险，惠及了广大农村居民，发扬了制度的人道主义与互助共济精神。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0—2022年的CFPS 数据，使用多期DID探讨了城乡医保统筹政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策在促健防贫和普惠城乡双渠道的共同作用下，缩小了居民收入差距，特别是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大病负担，降低了因病致贫的风险，有助于打破因病致贫的恶性循环，并惠及了广大农村居民，体现了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有效性。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需着重解决基层医疗资源短缺问题。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设立基层医疗专项扶持资金。一方面，用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改善居民就医环境 ( 如更新医疗设备与扩建诊疗场所)；另一方面，用于基层医护人员培训与引进，通过提供专项培训补贴、设立人才引进奖励基金等方式，吸引优秀医疗人才下沉基层，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其次，应继续强化城乡医保制度在健康管理和风险分担方面的作用。继续加强慢性病防治和基层诊疗服务以提高参保群体的健康水平，完善医保待遇支付机制，确保居民在面临大病时能够获得及时的医疗保障。政府还应加大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通过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医保报销比例、扩大保障范围等措施，进一步降低因病致贫的风险。最后，政府还应加强对医保制度的监管和评估，确保制度有效运行。通过建立健全医保制度监管机制，定期对医保制度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调整，防止医保基金的滥用浪费。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问题》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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